王永明口述 徐晓采写
王永明资深的保险人王永明。191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2022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京谢世，享年108岁。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和王老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有机会当面受教。2014年，我采访了百岁王老。
这篇文章缅怀王老。
一、加入中国保险公司，从学员开始
1931年11月，中国银行(601988)发起成立中国保险公司，由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宋汉章担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
1931年底，因为生病，高中毕业才一年，在上海哥哥家养病。当时姐夫也在上海，是中国银行的员工。他告诉我，中国银行正在为中国保险公司招聘实习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去报考了。七考八考，不知道怎么考，就回了江阴农村的家。
后来，我姐夫通知我被录取了。当我回到上海工作时，128事件发生了，交通不便，延误了一段时间。1932年2月，我正式在中国保险公司工作。当我去的时候，公司刚刚开业，只有少数人。该公司位于中国银行所在的公共租界仁记路，后来迁至四川路270号。
当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是一名实习生，每月8元，没有工资。同时，有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申请考试。我没有高中毕业。我不知道怎么考。这也是一个机会。首先，跟随学习，做一些家务。
保险单是中文和英文的，中文应该手工填写，英文应该用打字机打字，我不能打字，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我在中学学过英语，但也学得很好，有时老师很懒，叫我代课，当小先生。在中国保险公司之后，我经常使用英语，我抓住自学，逐渐能胜任工作。
当了三年练习生后，他成为了一名员工。后来，他慢慢升到火灾保险部科员、科长、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孙广志。中保是宋汉章的世界，浙江绍兴人重用。我一级一级上升，没有跳过，因为我是农村的小毛孩子，没有后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轰炸上海，宋汉章带着一群人迁往重庆，在重庆设立了中保总管理处，我还留在上海。
在当时的保险市场上，中国保险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上海有几个分保集团，其中一个和平。因为上海有50或60家中国保险公司，一般资金少，承担能力小，所以接手业务后要分保。
中保以中行为后台，在国外有分行，赢得了小公司的信任，很多业务都分配给了中保。中保在伦敦有分保合同，在中国拿下业务再分开，相当于小买办。英国太阳保险公司最初分国太阳保险公司（sun insurance office），他们还专门派了一名常驻中保人员Noble，做顾问。从伦敦到世界各地，后来分到国外。
二、解放后的中保岁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事管理协会接管了上海保险业，负责人是林振峰，曾在中国保险公司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来我们公司的公告是孙文敏。他们是中国保险公司的接管人员和其他联络人。起初是吴越，后来改为施哲明。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于1949年10月20日。考虑到中国保险公司与伦敦市场有近20年的业务关系，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政府决定保留中国保险公司。我没有党，没有派遣，原工资，或业务管理部副主任，后来被调任为研究部主任，副主任是王理顺。
解放初期，中国缺乏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很多东西，主要是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一方面，它解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它抑制了价格。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封锁了我们的禁运。运输我们进口材料的美国船只将货物卸载在附近的港口。我们只能租用其他船舶船舶来运输货物。这些货物保护了海运保险和战争保险。
1951年2月，在我们租用的两艘巴拿马货船海皇号和海后号中，海后号被台湾国民党海军拦截，掠夺基隆港，所有货物都被扣留。海后轮上的货物由中国保险公司承保，由上海分公司出具，并向伦敦市场申请保险。当时，我是中国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副经理。
事件发生后，我们反复与伦敦分保接受人协商，争论合理，最终要求赔偿。据公司会计师向我报告，总共返还了约104万英镑。由于中国保险公司还欠伦敦分保费，扣除后仍有70万或80万英镑。
过去，国内保险公司将业务分配给伦敦，只支付保险费，从未从伦敦拿回过钱。这一次，他们收回了这么多赔偿，也可以说是运气。
中保总部一直在上海，我一直在总部工作。1951年，中保将迁往北京，人心动荡。上级把我调到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
另一位经理是太平保险公司原总经理陶听轩，但他从未到过工作。他曾在中国保险公司拿到工资，但从未来上班。
解放后，太平在中国没有恢复工作，但有一点地位的人属于统一战争的对象，必须给予待遇，让陶听轩在上海分公司担任经理，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上海分公司实际上是我主持的工作。当时，我刚刚被提升为中国保险公司的主任。为什么要把我调到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
上级领导说：
我打算把你调到人保公司工作。如果地位高，很难安排，所以我会减少职位，在北京安排。
中保迁到北京后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转到人保，孤独，其他人还是以中保的名义工作，在人保公司专门为中保留了一个办公室。
领导可能把我转移到PICC，担任外国业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施哲明。1951年6月，中国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董事会，成为公私合资保险公司。事实上，它们都是中国银行的资本。施哲明担任中国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是中国保险公司的国有资产代表。因此，虽然施哲明仍然是PICC外国业务办公室的主任，但他没有在PICC工作，主要是在PICC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保业务逐渐消失。1955年，中保被纳入人保，只保留海外机构。在北京，中保总公司只有一个品牌。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保留标志。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最好保留标志，放在那里，无论有用与否，没有缺点只有好处，更不用说香港和中国保险，多个品牌更灵活。
三、1958年冬季，国外保险业务存废纠纷
1958年底，上述决定停止国内保险业务，干部纷纷外调。保险公司干部纷纷议论。国外保险业务也应该停止吗？许多人主张停止。为了听取意见，保险公司召开了研讨会。除了外国保险部门的同志外，一些国内保险部门的同志还邀请了中国银行和外贸运输公司负责保险的人。
这个决定关系到保险业务的命运，气氛有点紧张。
首先发言的是主张停办保险的积极分子(当时叫恶棍)。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保险可以停办，国外保险也可以停办。
大多数主张继续办理外国保险业务的人都是当时被认为是保守的同志，包括我。我们的心情怕，我们的原因是：
保险是外贸报价的必要组成部分，CIF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贸易定价标准，中国没有保险公司，没有外国保险，必然会造成重大外汇损失；保险单是中国外汇银行国际决算的重要文件；进出口货物失去保险机构的保障，遭受一定的损失；世界各地，这项保险业务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也有人主张进口贸易保险可以停止，保险公司可以继续办理出口贸易保险，因为出口贸易保险可以为国家吸收外汇保险费。这也可以说是中间派。
外贸运输公司代表发言时，积极支持国外保险。他们说，自解放以来，保险和外贸一直合作得很好。保险不仅为国家节约和吸收外汇，而且为外贸提供了有益的服务。他们认为，保险业务继续对国家和外贸都有好处。
双方各执一词，主张停办的人数远远超过主张继续办的人数。主持会议的外国保险处领导既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得出结论。
会后，财政部主管保险的吴波副部长与我（副主任）就外国保险部主任施哲明进行了交谈，并指出了三点：
①国内保险已经决定停止，不需要讨论。
②外贸需要外贸保险，外贸部门也主张；世界各国，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保险机构，仍在保险中。我们决定继续做外国保险。
③既然我们已经决定继续经营外国保险，我们就不应该讨论未来停止经营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外贸需要保险，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随便说今天和明天不会，这会迷惑人们。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积极做好外国保险。外国保险业务的领导关系转移到中国银行。外国保险与中国银行的业务密切相关，没有其他观点。
争论结束后，国外保险业务通过了存废，从事国外保险工作的同志们也放下了心。
四、几点感想
回顾那段时间的保险经历，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①在中国保险公司，我负责分担保险业务，不仅团结了国内小公司，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外汇保费支出，特别是在海后轮赔偿索赔中，坚持原则，争取国家大额外汇赔偿。
②人保扭转了我国外贸在国外保险的惯例。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在国外保险的，需要支付大量的外汇。我坚持我们已经有了国家保险公司，应该在人保。通过与贸易公司、海洋公司等不懈宣传，从出口贸易开始，逐步实施进出口贸易。据我当时记忆，90%以上的进口贸易的进口贸易和60%以上的出口贸易，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③我很高兴我处理的赔偿业务从未失败过。除海后轮外，跃进轮事件、大连散装粮食进口案、天津外轮火灾案等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外汇。
④致力于宣传保险，培养保险人才。我很高兴担任中国保险学会第一任秘书长和保险研究主编，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普及保险知识，带出许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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